✍ Scribed by 余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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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人」（intellectual）是十八世紀之後才在西方出現的概念，中國則自先秦時代便有「士」的階層，並形成一個延續不斷的傳統。從士轉變為知識人，代表「士」文化的斷裂，也象徵華人價值體系的巨大轉變。
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得主余英時，以本書薈萃近三十年的研究見地，耙梳中國知識人與價值體系之間交相形塑、影響的綿密關係。* * *
本書收錄余英時在一九八○年代之後研究的菁華，論述知識人在中國的歷史淵源、意義等面向，及其流變對價值意識的影響。但本書意旨並不侷限在「過去」與「中國」；作者觀照中、西知識人在追尋真理上的差異，探討中國文化價值體系為何有其獨特性（中國知識人求「內向超越」，西方則是「外在超越」）。在西方人文研究重新檢視「現代以後」（post-modern）價值轉向的今日，本書對於瞭解華人安身立命的價值觀亦有偌大助益。
書中旁徵博引，釐清許多過去讀者可能不甚了了的見解。拿科舉制度來說，漢朝的按地區人口多寡設定各郡縣舉薦名額，因而有幾分「代議制度」的味道；宋人歐陽修、司馬光在「選賢唯才」（近似「全國聯招」）或是「逐路取人」（各地方有基本名額的保障）上，立場相左，是因為出身地域不同（歐陽為文化薈萃、中舉人數較多的江南，司馬則為風華不再的江北）。而漢朝董仲舒建請武帝「罷黜百家」，其實儒家也在罷黜之列，因為他要獨尊的是諸子百家均奉為聖典的「五經」（詩、書、禮、易、春秋），而非以「五經」為不二規臬的「儒術」。（見第八篇，〈試說科舉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意義〉）
又如，共產黨深知「士可殺，不可辱」的價值觀深植於讀書人心中，因此文革期間對於文人「只辱不殺」，目的就是要讓他們生不如死（而且自殺會禍延家人，行不得）。而幾十年來極力摧毀傳統知識人價值體系的後果，就是今日中國大陸學術剽竊、「黑心」商業屢見不鮮，被舉發時只嘆運氣好而不覺羞愧。（參見第五篇，〈價值荒原上的儒家幽靈〉）
作者更精闢指出，價值意識一方面淵源於傳統，一方面植根於生活的實踐，不是少數人可以憑空創造而強加於整個社會的。只要社會本身有其相對的獨立性－－相對於國家（state）的權力而言，價值觀念的變遷也自然會找到自己的軌跡。此一見解，著實為百年未定的中西文化論辯闢出一條中道。
目录
自序
第一篇 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第二篇 轴心突破和礼乐传统
第三篇 新春谈心
第四篇 中国现代价值观念的变迁
第五篇 价值荒原上的儒家幽灵
第六篇 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
第七篇 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第八篇 士的传统及其断裂
第九篇 试说科举在中国史上的功能与意义
第十篇 试论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
第十一篇 接受克鲁格人文奖讲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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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論在傳統的中國哲學中未受到重視，一直到了近現代，才有學者加以鑽研、開拓。作者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吳汝鈞教授，《當代中國哲學的知識論》一書論述主要集中在當代中國哲學知識論的三位代表人物：張東蓀、金岳霖和牟宗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