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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2011年1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是“复旦文史专刊”第四种，收录了2009年6月文史研究院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合办的同名学术研讨会的13篇会议论文与会场讨论记录，及葛兆光教授的序言。
历史研究以时间为序，也以空间为界。过去的历史著作常常以“世界”或“国家”为名。世界史（world history）无所不包，论述空间的边界仿佛不是问题，但近来也有学者提出，看似全面的“世界史”，其实，常常是有圆心（撰写者位置和立场）、“远近”（距离撰写者圆心远近决定不同详略）、“边缘”（重点论述与一般概述）的，如果没有轻重详略，便只是各个国家历史的集合，所以，还不如强调联系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而国别史（history of state）以国界为界，看起来似乎没有问题，但是，由于国家“领土”在历史...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2011年12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是“复旦文史专刊”第四种，收录了2009年6月文史研究院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合办的同名学术研讨会的13篇会议论文与会场讨论记录，及葛兆光教授的序言。
历史研究以时间为序，也以空间为界。过去的历史著作常常以“世界”或“国家”为名。世界史（world history）无所不包，论述空间的边界仿佛不是问题，但近来也有学者提出，看似全面的“世界史”，其实，常常是有圆心（撰写者位置和立场）、“远近”（距离撰写者圆心远近决定不同详略）、“边缘”（重点论述与一般概述）的，如果没有轻重详略，便只是各个国家历史的集合，所以，还不如强调联系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而国别史（history of state）以国界为界，看起来似乎没有问题，但是，由于国家“领土”在历史中也常常移动不居，很多现代民族国家的边界只是晚近才逐渐确定的，因而“历史”并不乖乖地拘守在现在的“国家”（领土）内，即使“政治权力”常常与“国家版图”重叠，但文化、宗教、经济却常常越出国界，这使得国别史的写作遇到困难。
就是在这一学术史背景下，历史学家试图重新寻找一些描述历史的空间。在这方面，我们要承认年鉴学派史家布罗代尔（一译布劳岱，Fernand Braudel，1902-1985）的影响，他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讨论的是十六世纪地中海周边诸国尤其是土耳其和西班牙的历史，他以“地中海”为空间，描述了一个在种族、宗教、政治冲突与融合上异常复杂的区域历史，这部名著给历史学界的启发之一就是，以海路交通作为纽带，把环东海周边作为彼此有关联的网络，是否也可以形成一个新的“历史世界”？
这便是羽田正教授建议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合作召开一次“世界史中的东亚海域”学术讨论会的由来。我想，羽田正教授正是因为世界史研究的兴趣，和对重写区域史的思考，提出这一研究设想和会议主题的。我当然同意对这一设想和主题进行讨论，尽管我和羽田正教授的学术背景、思考方向和关注重心不一样，但是，我们都觉得这种差异恰恰可以呈现讨论的意义，相反彼此相同反而淡化了交流的价值。有趣的是，在这次会议中，我们就清楚地看到彼此的差异。日本学者显然深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像冈元司教授讨论环境，吉尾宽教授讨论季风、海流、航路，中岛乐章教授、向正树教授讨论贸易，藤田明良教授讨论居住、移民和产业，显然来自布罗代尔的启发，布罗代尔《地中海》一书第一部分就是描述原地中海沿岸的自然环境，第二部分就是讨论地中海沿岸的经济和社会。而中国学者则不同，在这一会议上，他们更多讨论的是东亚的文化和政治（张翔、陈波）、诸国之间的相互认识（朱莉丽）、以及社会与风俗（王振忠）。在这些微妙区别中，或许可以看出中日学术世界的不同。当然，可能更要提到的不同，是对于区域史和国别史的认知差异。一般来说，日本学者比较接受区域史研究的新趋向，这也许和他们兼涉亚洲的东洋史传统有关，而中国学者却比较恪守国别史的传统，这也许和中国史本身的自足性有关。我们很有兴趣进一步探讨，究竟这种学术取向的差异背后，深层原因是什么？当然这里不能简单评说，更不能轻易下什么结论。但很让人高兴的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都愿意接受歧见，而且也乐意彼此沟通，尽管是否真正能够完全相互理解，也许尚需时日，不过，沟通就是理解的开端。（摘自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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